1952年，成钧接到了陈毅的任命，成为华东军区防空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他的任命是陈毅亲自点的头。刚一上任，他便碰上了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大潮。
有一天，陈毅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成钧，这份电报来自军委办公厅，内容是高度机密。电报里提到，有一位高级干部写信给军委，揭发王智涛在战争时期盗窃了大量黄金。经过研究决定，需将王智涛抓捕，并由华东防司负责押送其到北京。陈毅将此任务交给了成钧。
接到任务后，成钧愣在原地，好一会儿都没说出话来。他对王智涛的情况有一定了解。王智涛是个老同事，成钧曾多次去过他的家。他注意到王智涛家中没有奢华的装饰，妻儿衣食住行都很朴素，家里摆设也不比其他干部的家庭更显富贵。单从这些表面看，王智涛似乎并不符合“黄金虎”这个形象。
成钧还记得自己与王智涛共事多年，深知他身上有些毛病——爱吹嘘、爱摆架子。这些毛病并非王智涛生来如此，而是源自他在战时的突出表现。王智涛有着出色的俄语能力，曾在红军时期翻译过一些苏联的书籍，还受到了高层的赞誉。后来，他在李德手下工作，与李德长期共事，也慢慢染上了一些他那一派的个性。然而，王智涛毕竟是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在成钧看来，仅凭一封信就把王智涛定为“黄金虎”，显然是过于草率了。
展开剩余79%成钧觉得，王智涛这种性格，极可能会成为有人陷害的目标。于是，他与陈毅商量，是否可以将电报压下，等他派人去王智涛的老家查探一下情况再做决定。毕竟，如果王智涛真藏了黄金，家中或者老家肯定会有蛛丝马迹。
陈毅听后认为，成钧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压下电报的建议。成钧随后派了组织部的李部长和军务处的朱参谋前去王智涛的老家调查。几天后，他们回来报告说，王智涛的亲戚们都是些朴实的农民，家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成钧听完后更加确信，王智涛不太可能是那种贪婪的“黄金虎”。按照军委的命令，他当然有责任将王智涛抓捕并押送到北京，然而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却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本应遵循命令，但成钧考虑再三后，觉得直接抓捕王智涛，可能会冤枉他。毕竟，如果王智涛真是冤屈被抓，那不仅会对他造成伤害，还可能影响到党的形象。成钧并不想因为一个误会，就让一个为革命工作多年的老战士背上不实的罪名。
于是，成钧决定亲自带着王智涛去北京，给他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他向陈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陈毅听后也很赞同，说这是一种稳妥的做法。成钧随即乘坐列车前往南京，等待与王智涛见面。
当列车到达南京，王智涛显得有些不解，走上前向成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道：“报告司令员同志，王智涛奉命来到。”成钧微笑着回应：“老王，见到你，真高兴。”站在王智涛身后的，除了李部长、朱参谋，还有一名警卫员。成钧提前与王智涛通过了电话，告诉他和李部长、朱参谋一同前往北京，但王智涛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见面后，王智涛忍不住问：“有什么急事吗？”由于车上人多，成钧没有立即说明，而是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才告诉他原因。一听到这消息，王智涛顿时怒不可遏，大声喊道：“我王智涛贪污黄金？简直是胡说八道！”在那个时代，贪污黄金的罪名是极其严重的，几乎相当于超级“黄金虎”。
成钧见王智涛情绪激动，赶紧安慰他：“别急，慢慢说。”但王智涛已经气得失去了冷静，他怒骂道：“到底是谁在背后搞我，简直是放屁！”作为一名在战争中历经生死考验的将军，王智涛能忍耐至此，已经是极限了。
他越想越气，不由得拍了拍桌子。成钧立刻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给我坐下！”王智涛像头倔牛一样坐了下来，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成钧继续严肃道：“你这样发火，哪里像个高级干部？你是老党员，怎么一点修养也没有？”说完，他刻意转过脸去，不再理会王智涛。王智涛见状，只好默默掏出烟，为成钧点上一支。他深感委屈，开始向成钧倾诉：“我太冤枉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等王智涛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后，成钧耐心说道：“如果我相信你真贪污了黄金，我现在就不会跟你坐在一起。”他们继续朝北京赶。
抵达北京后，成钧先去找了军委防空司令周士第将军，把事情的经过向他报告。周士第听后，立刻联系了罗帅。罗帅当夜接见了成钧，并详细听取了他的汇报。罗帅表示：“我们只凭事实说话。”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彻底查清王智涛一案，并要求调查期间严格保密。
调查结果最终证明，王智涛根本没有盗窃黄金的行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1957年，空军和防空部队合并，成钧担任空军副司令员，而王智涛则成为空军高级防空学校的校长。
成钧以他真挚的友情和过人的决策力，成功保护了战友的清白。正如陈毅所言：“我们对待同志，就应该有这样一副热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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